可以说，是国家权力的强势和社会组织的弱势挤压了言论自由在现实中的生存空间，但是，网络是弥补这一缺失的最佳选择。

由此进行的公民培训对于我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也具有长期价值。在证券市场和监管都最为发达的美国，尽管学者对于联邦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上市公司施加的强制披露义务多有质疑，{53}但这些质疑都从未否认及时获得准确信息对于保护相关利益方和公众的必要性。

同时，公民可以要求行政机关公开相关信息，也出现了要求基层财政部门公布信息的诉求，{61}公民还可以以行政机关未公布相关信息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或是依据《物权法》提起侵权之诉，{62}但此种不告不理的模式对个人的成本过高，处理周期长，难以适应我国大量征地行为的推进速度。该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机构和所有使用联邦政府资金的地方项目在征地时提供统一（uniform）和公正（equitable）的拆迁安排。这一新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利于解决政府征地问题，还具有更深刻和普适性的意义。征地项目信息主要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是财政透明度要求公开的重要信息。{47}甚至在极其推崇信息公开的美国金融市场，经济学家也被批评通常只关心哪些信息为公众所及，而不关心这些信息是如何被披露的。

{17}参见城市房屋征收条例第20条及第三章的其他条款。此外，数项实证研究揭示，政府经常在赔偿标准之上{22}或之下{23}进行补偿。合法性审查客观上对减少决策的主观随意性、增加科学性、保证决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从主体的角度看，行政决策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这是一种广义的理解; 从性质的角度看，主体并不局限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关行政性的决策也应包含于行政决策之中。因此，为了保证可行性论证的有效性，必须保证论证机构的独立性。事后评估制度是进行决策纠正和再决策的依据。行政决策不仅关系公民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以及生存权利的保障与实现进程，关系到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也关系到国家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科学合理使用。

⑨参见 http: ∥www． Docin． com ∕ p －469063． 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1 －09 －28。从行政决策实践来看，确定信息公开例外情形非常重要。

2002 年 1 月，国务院有关部门第一次举行全国性的行政决策听证会，就铁路部门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方案进行听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 上) ，邓正来 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因此，笔者主张，只有在行政决定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或违反公序良俗，进而与后续行政决定的法性质相背离的情况下，才可认定据此行政决策作出的行政决定存在瑕疵。在美国，政府委托一批高水平、相对稳定的社会咨询评估机构，承担具体的评估论证工作。

而程序规制应以行政参与与行政公开理念为核心，并辅之以其他相关程序制度规则，形成一套完善的程序规则体系。［13］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 年版。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公共政策学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的通用标准的基础上，以使行政决策最大程度接近理性为目标，认为行政决策程序的制度构成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众参与。也就是说，行政公开不应仅仅停留在最终决策结果公开的层面上，而应作为行政决策程序的核心理念贯穿于行政决策运行过程的始终。

事实上，行政决策所适用程序的类型和正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服务的后续行政决定的类型。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从结果拓展到了过程，使得相对人拥有了程序上的参与权和了解权。

从行政过程视角研究行政决策，将行政法治的一般原则与具体行政决策结合起来，不仅有具体制度的研究价值，也充实行政过程论的总体成果。没有公民的参与，行政不仅与民主的要求相背离，而且会使行政任务难以实现、使行政法的实施和行政决定的推行得不到公民的支持与配合，其效力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于被否定。

③ 其中，组织规范是将行政事务分配给行政机关的规范，依据组织规范，行政机关的事权范围得以确定。行政决策实际上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与、表达意见的过程和机会，从而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并增进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间的信任。一般而言，根据权力性质的不同，行政决策可分为一般行政决策、重大行政决策和紧急行政决策。因此，我们需要将专家咨询制度落到实处，在拓展专家选取范围的同时，也要实现专家咨询制度与公众参与制度的有机结合。然而，在现代，随着行政程序法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传统行政法学研究范式所暴露出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对于存在实体瑕疵的行政决策，因为其实体上的瑕疵构成据此进行的行政行为的违法事由［6］(P.134－135;178)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断定行政决定存在瑕疵。

行政决策具有公共性、执行性、广泛性、法定性之特征。⑦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方协商民主的政治背景下，⑧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和基础性愈加得以彰显。

只有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权的组织和人员才可行使行政决策权。再次，决策的事项必须具体明确且不得无理加重相对方的负担。

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12］(P.48)，公开原则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13］(P.975)。

行政决策专指行政主体关于行政性事务的决策活动，体现行政裁量权综合运用的过程和结果。从行政过程的角度，动态地考察与分析行政决策的权力配置、运作与被监督的过程，考察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通过协商而发生的权利义务的发展和变化，不再拘泥于若干具体的行政行为形式，这是对传统的行政行为范式的超越。这种静态行为类型论的研究范式必然将行政决策作为一种事实行为而排除在行政行为类型的视野之外。各地根据各自实际，积极开展制度创新。

尽管如此，对于较为明确的事实信息，行政机关有公开的义务，这是毋庸置疑的。即针对行政决策的执行是否达到了决策目标、决策的实际作用、社会效应、实际结果等进行评判。

此定义意在摆脱行政学的决策目的论［1］。对其实体规制主要体现在对行政决策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意义的考察。

［16］常健: 论中国公共政策理念的第二次价值转向，载《公共行政》2006 年第 11 期。吴肇基编著: 《行政学》，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5 －136 页。

只有相对人的参与和了解，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服务与合作才能展开，相互间的信任才能得以建立［3］(P.212)。公众更广泛的参与有助于冲突能量的横向释放，而不是纵向上传，形成上下对立。它往往是一个完整行政决定不可或缺的阶段或程序环节。行政决策单纯为履行行政职能，或为解决行政管辖领域的问题，或宽泛为实现公共利益，都存在偏颇之处。

根据规范是在组织规范的基础上，行政机关某一具体行政决定得以作出所依据的规范。专家咨询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实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

同时，‘行政过程论在行政程序方面对‘法治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力图修正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行政法学理论中的国家和社会、行政主体和私人的二元对立前提，尝试着通过行政程序的调节作用使行政活动成为国家诸机关、利害关系人、一般居民等具有各自立场的人之间达成合意的一种统合性过程。注释:①关于行政过程论的论述，参见［日］盐野宏: 《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3 －67 页。

例如，行政过程中的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程序等都可以作为行政上的一般性制度加以定位和分析。但对于重大行政决策和紧急行政决策，由于其实属行政强制权力的行使，客观上有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损害，所以必须要有作用法上的依据规范。